闻一多（1899-1946），本名闻家骅，字友三。我国著名诗人、学者和斗士。早年以《红烛》《死水》两部诗集著名于世；中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，成绩卓著，享誉海内外;后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独裁和腐败强烈不满，拍案而起，成为闻名遐迩的民主斗士。
1919年，还是清华学子的闻一多，与其他同学一道，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。5月17日，他在给父母的家书中写道:“国家育养学生，岁糜巨万，一旦有事，学生尚不出力，更待谁人?今遇此事，犹不能牺牲，岂足以谈爱国?”这一年，闻一多21岁。家书背后，一个青春热血的五四青年形象呼之欲出。
1946年，时任西南联大教授，同时身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，兼任昆明《民主周刊》社长的闻一多，在明知演讲现场有特务的情况下，坚持为爱国直言，在发表完《最后一次演讲》后被暗杀，牺牲时不满48岁。
一封家书背后的五四青年
闻一多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水县(今浠水县)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，5岁进入私塾学习，10岁到武昌就读于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。
1912年，年仅13岁的闻一多，以复试鄂藉第一名成绩，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（清华大学前身），在清华度过了10年学子岁月。学习刻苦，成绩优异，兴趣广泛，喜读中国古代诗集、诗话、史书、笔记等。1916年，他开始在《清华周刊》发表系列读书笔记，总称《二月庐漫记》，同时创作旧体诗，并任《清华周刊》《新华学报》编辑和校内编辑部负责人。
闻一多
1919年，巴黎和会召开，北洋政府签署了“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”的《凡尔赛条约》。消息传出，5月4日下午，北京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代表群情激奋，上街游行，并冲破军警阻挠，云集天安门。“五四运动”由此爆发。
由于清华园地处京郊，闻一多和他的同学们都没参加5月4日的示威游行，像火烧赵家楼、痛殴驻日公使章宗祥等具体情况，均为4日傍晚进城办事同学返校后（这天是星期天）带回来的。血气方刚的闻一多听到这些消息后，便于当晚手书一纸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爱国名篇《满江红》，于次晨张贴于食堂门口，借以表达“壮怀激烈”的心情。
清华园沸腾是从5月5日这天开始的。接下来的整个五四运动中，闻一多虽在其中“大露头角”，“却不是公开的领袖”。据梁实秋介绍，清华最初的学生领袖是当年即将毕业留美的陈长桐，继之者是与闻一多同级的罗隆基，至于闻一多，“则埋头苦干，撰通电，写宣言，制标语，做的是文书的工作”。但6月4日这天，他也曾率领160余同学入城讲演、慰问。
这期间，闻一多接连接到家中两位哥哥来信，说父亲希望他回乡度假。原来此时远在湖北老家的父亲，由于无法了解北京真相，出于对爱子的担心，要求他暑假返乡。
五四运动传单
事实上，闻一多自1912年冬进入清华以来，每年暑假都回乡省亲，因在家要度过两个多月，故将自己书房名之为“二月庐”，而在这里写成的文章亦冠以《二月庐漫记》之名。然而，对于父亲的此番催促，他却没有答应。个中原委，都被他写进了1919年5月17日，他寄给父母的一封长篇家书中。
信中，在介绍完当时的北京时局、清华情况及自己的现状后，闻一多写道：虽然一年没有回乡省亲了，远客思家，人之情也，可是“今年不幸有国家大事，责任所在，势有难逃，不得已也”。接着他说：“男在此为国作事，非谓有男国即不亡，乃国家育养学生，岁糜巨万，一旦有事，学生尚不出力，更待谁人？忠孝二途，本非相悖，尽忠即所以尽孝也。”即便如此，他仍不忘宽慰父母：“此次各界佩服北京学生者，以其作事稳健。男在此帮忙，决不至有何危险，两大人务放心！”
家信最容易流露真挚的感情。闻一多在这封信中围绕回乡还是留校、尽孝还是尽忠所坦露的情怀，可以说是五四青年最突出的时代特征。这时的闻一多年仅21岁，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与个人的一切相比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。
及至25年后，闻一多仍说：“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，民主的，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。”这句话，无疑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五四青年的精神世界。
五四运动纪念碑
《最后一次演讲》前传
1922年，闻一多远渡重洋留学美国，他的行囊里装的是薄薄一本杜甫诗集。3年后，当身在纽约的他，听闻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去的领土，已于《凡尔赛和约》签约后归还，他有感而发，组诗《七子之歌》随之面世，其中所感念的，就是被帝国主义列强掠走的包括香港、澳门、台湾、九龙、威海卫、广州湾（现广东湛江）和旅大（旅顺、大连）在内的7块中国土地。1999年年底，迎接澳门回归祖国唱响的唯一主题歌《七子之歌•澳门》，其歌词便出自该组诗的首篇。
1925年初夏，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。一走下轮船，他便难抑心中兴奋，将西服和领带丢进海中，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。然而，等待他的，却是动荡的政局和无边的黑暗。
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，闻一多虽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，但受爱国思想驱策，每时每刻也都急切地想追随前辈们的脚步，冲到革命大潮前沿。
在回国后的两年间，闻一多先后任教于武汉、青岛、北京，同时遍历祖国大江南北，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、战争与屠杀，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，他难抑悲愤，先后发表了大量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。但诗情的火山喷发之后，他又备感无奈，最终走了一条传统文人的老路，躲进书斋，钻入故纸堆，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。
1932年，闻一多回到母校清华园任中文系教授，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，同时过起了一方书桌，3尺讲台，小楼庭院，妻儿围绕的安逸生活。
青年闻一多
抗日战争爆发，是闻一多彻底投身革命的转折点。
1937年7月，全国抗战大幕拉开，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，任北大、清华、南开3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。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，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、横跨湘黔滇3省共3千余华里的步行团。其间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，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。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，迅速贫困化，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。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和争民主、反独裁的斗争中去。
1943年春，蒋介石的《中国之命运》一书在昆明发售，声称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是“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”。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。闻一多就此写道：“《中国之命运》一书的出版，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，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？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，《中国之命运》公开向五四挑战，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。”
不久，闻一多偶然读到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，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撼，立即写了《时代的鼓手——读田间的诗》一文公开发表，在大后方引起不小反响。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时弊的杂文，不断向现实发出自己的呐喊。在号称“民主堡垒”的西南联合大学内，闻一多的声望和影响日益增长，成为民主教授群体中的代表。
1944年夏，闻一多秘密加入民盟，从此全身心投入到民主斗争运动中去。当然在内心深处，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，总希望能在实现政治民主之后，便回到书房好好读10年、20年书。他也曾想活到80岁，然而残酷的现实让他再难放下拯救满目疮痍之中国的重担。
闻一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生计所迫挂牌治印
抗战胜利后没过多久，1945年12月1日，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制造了镇压昆明大中学校进步学生的“一二•一”惨案，闻一多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：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。”出殡时，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，并撰写了《一二一运动始末记》，揭露惨案真相，号召“未死的战士们，踏着四烈士的血迹”继续战斗。其后，他同广大进步学生一起，多次组织争自由、反独裁、反内战活动，起草和修改了大量杂文、宣言、通电、抗议书等文稿，言辞激烈，旗帜鲜明，因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黑名单，悬赏40万元买其人头。但闻一多无所畏惧，继续从事各种进步活动。
1946年5月，曾合成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陆续回迁原址，但闻一多却未随清华师生北上，他决计留在昆明工作，并继续为争取民主而战斗。
1946年7月11日，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惨遭暗杀，社会上传言黑名单上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闻一多。许多朋友劝他暂避一时，他却大义凛然地说:“决不能向敌人示弱，如果说李先生一死，我们的工作就停顿了，将何以对死者，何以对人民!”
7月15日上午，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。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。出于安全考虑，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。就在李公朴夫人泣不成声地报告先生被害经过时，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乘机捣乱。闻一多见状拍案而起，发表了气壮山河、永垂青史的《最后一次的讲演》。闻一多在讲演中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是“历史上最卑劣、最无耻的事情!”他说:“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，竟遭此毒手?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，用嘴说说话，而他所写的，所说的，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!” 他誓言:“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，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!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!”他向在场的人强调:“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，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，争到光明!我们的光明，就是反动派的末日！”
当天下午，闻一多又赶赴《民主周刊》社，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。下午5时许，在散会返家途中，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多人狙击身亡，时年不满48周岁。同行的闻一多长子闻立鹤，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。
至此，闻一多走完了他那作为一个追求真理、挚爱祖国的激情诗人，一个追求民主、直面黑暗的热血战士，尽管短暂却十分精彩的一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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